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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要辅之以理论，如果被代理人不承担责任，谁来承担责任？合同如果不履行，是承担违约责任还是按照侵权责任去解决？所以后来把它删掉了。

我们可以引用法人这个概念，为什么不能使用法集体、法集团？还有这个法人符不符合法哲学？ 钟瑞栋：那个称谓问题，叫法集体、法个人、法集团，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在法人分类的这个问题上，逻辑应该怎么重新理一下，请教梁老师。

如果取了名字那当然好，如果接受赠予的时候胎儿没有出生、没有名字，包括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应该适用监护的规定，由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来行使。第一个问题我想模仿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的口吻向梁老师请教：请问梁老师，您认为这部《民法总则》最令人满意的是什么？感到最遗憾的是什么？又如何去弥补这些遗憾？谢谢。十四年，保护他，不就是二十年吗？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二十年的最长时效，在过去适用过。我们提到的我国台湾适用的民法是由上一辈人所制定的，在当时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民法典，但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台湾学者的研究，（台湾地区民法典）其中有些条文是错的，有些条文成为无用条文，但也无损于这部法律的成就。上面说的英烈不限于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人士，还包括抗日战争、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还包括由此上溯一百年至几百年几千年的一切中华名族抵抗外族侵略的烈士，都是人民英雄。

梁老师同时也是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民商法律学院的名誉院长、特聘教授。《瑞士民法典》规定了，裁判民事纠纷案件，有法律依照法律，没有法律有习惯就依照习惯，若两者都没有，法官就要站在立法者的角度自己创设规则来适用，同时要参考公认的法理。然而，鉴于设置行政机关的目的以及行政自身的专业性，司法审查的程度与范围势必受到约束，其中，受案范围理论从横向构成限制，而审查深度理论从纵向构成限制。

与及时行政紧密相关的另一种情况是试验行政。当然，或许会有观点认为行政机关可以通过更加全面的论证和更加复杂的程序促使事前考虑的全面性，而避免对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依赖。政治责任是政治官员制定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并推动其实施的职责以及没有履行好职责时所应受的制裁和谴责。[16] 准确地说，行政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而非替代了司法在审查过程中的自治。

而火灾事故责任认定则不是一个用日常经验即可判断的问题，需要依赖于专业知识和设备。美国的做法似乎意味着立法的概括性授权也可以赋予规范性文件以权威，但这并非事实。

而政治责任本身也就是一种对于合理性的关怀，其与司法深入审查时的合理性判断可以相互替代，因此，假如最终因为决策失当而造成损失，制定决策的政府机关及其领导人将向代议机关和公众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不同于以上从权威来源的角度进行分类，另外一种可能为规范为文件权威类型分类提供启示的方法是从权威的作用角度进行区分。See Nathan Isaacs, The Law and the Facts, 22 Columbia Law Review 1(1922)。此举意味着交通部在制定标准的时候设置何种限制条件、将减少多少交通事故作为目标都将由其自主决定。

主人的权威乃是主人对奴隶的权威，相似的还有胜者对败者的权威等。这些文件所具有的权威性并不来源于立法授权，作为有关的上位法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只规定： 各金融机构应当对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努力改进金融服务……各商业银行和信用社应当改善信贷管理，扩展服务领域，开发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调整信贷结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结算、财务咨询、投资管理等方面的服务。主人的权威产生于一方相较于另一方的勇气或者实力，落败或者占劣势的一方自然承认受到胜者的支配。而权威的出现介入到这一自我决定的过程中，提供了替代个体自主意志的权威性理由。

[10]中国地方行政主官的晋升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与社会稳定状况具有直接关联。[7]审查层次的随意性或者模糊性本身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对于应该深入审查的回避审查。

[37] 不过即便存在这些简化程序的快速通道，美国很多行政机关对法定的规则制定过程实际上也是能回避就回避。虽然美国法院对于立法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很低，但若要使法院尊重行政机关在授权之下制定的规则，还需要其他条件。

[9] 但事实上，在我国，调整法院审查程度的因素并不止这两项，行政权功能在诸多方面也会对行政与司法之间的关系构成影响。在法理上，我们可以认为，权威性的存在导致了规范性文件对于司法的约束力。结合权威性概念本身的含义，在其他方面我们仍然有继续扩张这一概念外延的可能性。这一提议表面看似超越了现行法律仅仅要求合法性审查的边界，但正如前文提及的，我国司法实践早已突破了狭义合法性审查的层次，而将广义合法性审查纳入其中。不过，虽然相对制度权威与具体的内容不相干，但它却与规则内容所涉及的问题的性质有关联。规范性文件拥有权威性，故法院需要根据其权威性程度的大小决定相应的尊重程度。

在民法理论中，代理人在没有被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下不能转授权其他主体。卡里斯玛型的权威拥有者则以其个人的英雄气概和独特禀赋取得影响力。

第二，规范性文件所涉内容处于一般生活常识范围之外。[20] 但若回到行政与司法的关系当中讨论行政相对司法的权威，本文作者认为其中得以适用的只能是上述各种类型中的卡里斯玛型权威(领袖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

负责全盘规划的行政机关对于系统工程的成败负有政治责任，但是，该机关同时也具有调动所有其可以利用的资源、要求有关主体使用各种手段配合自己行动的权威性，因为只有它才能最终担负起统筹与治理的职责。本文作者认为，及时行政或者试验性行政的需要是产生规范性文件相对制度权威的原因之一。

[49] 德国虽然奉行对行政行为极为严格的审查模式，但是在环境治理、规划计划等需要大量专业知识的问题上仍然对行政机关的决策表现出了高度尊重的态度。其在法理上的根源同样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般行政权，只不过原因并非是及时行政或试验行政，而是宏观策略的考量，但它与前者一样是一种相对制度权威。不过，根据目前对于权威性具体情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初步建立起司法审查规范性文件不同层次的一般框架。[54]参见黄舒芃：《行政命令》，三民书局2011年版，第54页。

第五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之上，对于如何设计我国行政诉讼中针对规范性文件的不同审查层次提出初步构想。[44]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对于行政机关运用公告—评论(notice and comment)程序制定的规则，法院应当使用代表高度尊重的谢弗朗(chevron)标准，[45]而对于其他的非立法性规则，则应当使用严格的斯基徳摩(skidmore)标准。

需要考察的问题是，立法机关怎样的表述才算是赋予了行政机关以权威。鉴于此，为临时性的规范性文件设定日落条款将很有必要，如此将促进行政机关尽快将临时性文件转化为正式性文件，也可以避免不成熟的规范长时间存在，同时使得法院对于规范临时性的判断更加具有客观性。

这些事由即构成了规范性文件是否适宜接受司法审查的梯度区分标准和区分不同审查层次的界限。这就意味着该文件的制定过程相对一般的国办发文件而言更为正式，在考虑上也更为充分，应当得到更大的重视程度。

在理论上对于权威最为著名的分类是马克斯·韦伯的权威三分法，他认为权威具有三种纯粹类型，即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卡里斯玛型权威。[41]《中小企业促进法》第15条。因为，权力的行使天然要求具有正当性，不然其中所蕴含的强制因素就无法区别于强盗所使用的暴力，而权威是权力这种正当性的来源。[19]父亲的权威即指父亲对孩子的权威，类似的还有老人对年轻人的权威以及逝者的权威。

法律责任不具有连带性而政治责任具有。[23] 但是，宪法赋予行政机关管理社会的职能仅仅使得规范性文件相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具有约束效果，并不一定能够约束法院。

差别对待的原因在于不同规范效力的不同，而此效力即是本文所谓理论权威性所产生的效力。陈舜文、陈丽云诉南华大学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衡中法行终字第77号行政判决书。

职权性规范的特点在于它仅仅设定了需要被完成的工作，以及概括性的目的，但对行政机关具体实施的方式、范围、目标则没有进行说明，如上部分所述的我国《水法》48条的规定即是典型的职权性规定，且相似的规定不胜枚举。拉兹将权威的这种特性称为服务性观念(service conception)。